政府既然在相当程度上扮演规则、政策和重大决策的制定者角色，应对各种复杂的利益分配和协调问题，就应该让其掌握和形成的信息充分公开，除非确实考虑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需求。
讲话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给一线法官多留出几个名额，而是让管理层亲身体验到办案是怎么一回事，让管理层转变观念，从而理解、进而尊重法官。把原因归结为法官的物质待遇甚至腐败利益上面，其实是一种懒惰和逃避，是对法官需要层次一种下意识的羞辱。
并且被批判的不坚定奉献意识差的法官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多少辩解的余地，因为谁也不敢对抗这些伟大的词汇。众所周知，尊重与自我实现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的高级阶段，那么我们给了法官足够的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机会了吗？ 不少朋友讨论与法官有关的职业尊荣问题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法院的外部环境说话。而且它颇能够在要求别人当圣人、为菩萨行的同时自己在自己面前表演一把圣人、菩萨，既可以把自己感动的稀里哗啦，又不用付出任何代价。而且，当办案能力成为司法管理层的考察标准的时候，会办案的法官的上升空间也就更加广阔，他们也会觉得留下会有更多的希望。而其辞职显然会导致自己被揭发检举的机会增加：当事人或者再用不到你了，你身上的权力光环退去了，他没有必要顾忌日后办事的不顺利而忍气吞声。
（五） 转捩就在不经意之间。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央强力反腐和房地产形势的变化，法官到手的工资就算没有变化，其消费力也会有相对提高。社会协同治理则重点要设计加强参与和参入能力的制度建设要素。
进入专题： 食品安全 。同时也尝试建立了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双向转化程序。在上述条件下，中国的食品安全也成为一种枢纽安全，这种安全处在多个组织、多个安全领域的交叉地带，它必然要求治理要坚持和实现统一高效权威的监管体制，防止由于产业链条的复杂而带来监管空隙，并强调建立全程监管与可追溯体系将治理覆盖到整个食品产业，新的法律对于全过程监管以确保复杂社会的食品安全不留监管死角，也设计了相当多新的规制工具。在追责力度和追责方法上，不仅大幅提升了处罚力度，追责方式也从传统的罚款，延伸为配套的架构设置，有财产罚、人身罚和资格罚，如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管理工作。
又如国家建立统一的食品企业黑名单制度，将有违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出现食品安全事故的企业予以统一曝光，以求建立多元的处罚机制，从多个方面加大违法者的违法成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旭仔细研究了修订草案，他发现，关于责任主体，这次修法比以往扩大了3倍，从过去的10 条增加到30 条，从生产经营者到政府部门，到其他社会组织，以及网络交易平台等，全部纳入惩处体系。
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食品高恐慌与零容忍社会心态，人们也要求保障的充分性，对于政府监管和市场秩序有比其他消费品更高的安全期待与标准要求。王旭说，这些法律规定都贯穿了最严的法制精神。五、 多元社会、内生安全与企业第一责任风险社会与复杂社会的来临，也使得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一种多元社会或必须追求多中心的治理才能有效协调不同部分的组织体。同时中央与地方食品监管部门财权、事权与责任的高度不匹配也加剧了基层监管的难度。
生产过程的农药残留、添加剂、抗生素使用。按照草案规定，如果消费者受到食品安全损害，既可以向生产者提出追责，也可以向经营者提出追责，草案规定了首付责任制原则。食药部门对于涉嫌犯罪的人必须经过初步证据判断后交由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王旭说，对不同的违法行为，配以不同的责任追究方式，同样体现了目前最严格、最丰富的追责形式。
在行政责任上提高罚款的幅度，增加了人身自由的处罚。又如，法律还设计了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食品生产者应当对召回的食品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
对查证属实的举报，给予举报人奖励。四、 开放社会、共建安全与社会共治复杂社会既具有很大的异质性，但往往也建立在纵向的不平等性日益消解，政府与社会严格恪守各自边界，民主的规则和组织方式健全基础上，这根源于复杂社会中政府不具有更多的权威和专业优势，要向社会学习，充分吸收社会本身的诉求和信息才能转化为国家的政策与法律。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旭认为，京东、淘宝等平台严格来讲不符合第一百三十八条中的经营者或者生产者的概念。保证从农田到餐桌的质量控制。同时，由于人口迁徙和社会分工，食品生产者、经营者与消费者日益隔离开来，同时技术的革新也使得食品生产、经营、储运等过程日益专业，工商社会使得人们在陌生环境里就餐等接受食品供给服务的机会增加，整个社会的食品安全信任机制面临巨大挑战，这都使食品风险成为一种高恐惧的风险。例如着重应急能力提升，细化了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当对食品安全事故分级、事故处置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预防预警机制、处置程序、应急保障措施等作出规定刚才说的上帝制定神圣法和自然法的概念，对于法治也有正面的影响。从法理学上来说，他们认为战前主张的法律实证主义，提倡的是形式意义上的法治。
为什么人们会自愿接受一个政治秩序所订立的法律规范?因为人们看到这个政治秩序的设计和政治权力的行使是符合人性和国民的利益的，是符合仁政和民本精神的，是能够体现和推广仁的价值理念的。我非常同意特玛纳哈教授所说的，现代西方文明中的法治传统乃是起源于中世纪而非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
我在《宪法学的世界》一书中提到，在梳理西方法治的传统时，特玛纳哈教授(Brian Z.Tamanaha)曾指出，反映罗马帝国时代法律思想的《民法大全》里有这样的说法：君王的意愿就是法律，君王不受法律约束。即使从形式意义上的法治来说，法家思想也有一段距离，因为在法家思想里，最高的权威是君主，法是由君主制定的，所以法的权威并不是最高的。
儒家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对法治本身的贡献，而在于它对社会一般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方面的影响。现代法治国家还是相信法高于统治者和国家机构，但是这个法已经不是上帝制定的自然法和神圣法，也不再是习惯法，而是一部人民通过行使人民主权来制定的宪法。
任何一种政治秩序都不可以完全缺乏强制力，但儒家主张的是不要倚靠强制力和霸道。这些元素其实都可以从中国传统的法家思想里找到，这也说明法的思维有它的普遍性。再看中国的法家思想，我认为有不少内容跟现代所说的形式意义上的法治是相通的。法治就是用来调控和规范政治权力的行使的。
南方周末：儒家的这些理想，例如通过教化使人向善，有没有真正实现过?陈弘毅：我觉得在中国传统社会已经一定程度上落实了。例如根据《大清律例》，儿子殴打父母是可以判死刑的，但父母打伤儿子就不会受惩罚。
那么，仁政的理想怎样在现实世界实践呢?我觉得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政治制度或是法律思想可以保证长治久安，因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南方周末：您在《宪法学的世界》一书中做的比较研究还显示，在现代社会，法治在不同文化和思想传统的地区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例如盛行儒家文化的地区。
我们中国关于人性尊严的思考就是来自儒家、道家、佛家等一些传统的文化思想或者理念。法治国家的道德基础南方周末：回到中国的传统和法治上来，传统对于今天建设法治国家有什么样的启示?陈弘毅：对于法治问题，同其他重要的社会建设的课题一样，一方面可以从传统中找到有用的资源，但是同时还需要留意到现代世界中还有很多新的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和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值得借鉴和学习。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的。因为在十八世纪启蒙时代，天主教会最初也是不支持人权概念的，即使是宗教改革之初，新教也不接受我们现代的人权和自由的概念。当然也有一些反映了儒家的其他价值观，例如三赦，是说15岁以下，70岁以上，又或是病人以及智力不健全的人，即使犯了罪也可能会得到宽免，有学者把这个叫做儒家人道主义。德国的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思想是在二次大战之后才发展得比较成熟，它的发展同民主和人权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因为二战之前的德国是从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演变成为希特勒的独裁，有很多侵犯人权的行为，所以，战后德国人，包括德国法学家对战前德国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有一个很深刻的反思。
所以战后德国关于基本权利的法理学发展非常迅速，这些基本权利就是我们现在国际法上讲的人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法家思想当然绝对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法治这部分的内容。
法治国家还是需要一个根本的道德基础。可以这样说：即使在西方，古典文明的阶段也有一些与法家思想相差不远的法律观。
权力分立的情况也存在于国家与教会之间，当时的教会是指天主教会，还没有宗教改革和新教。所以特玛纳哈提出了一点就是，中世纪的法高于统治者，就是因为人们相信有神圣法和自然法，也相信习惯法高于统治者，但是到了现代，很多人不相信上帝了，也不相信习惯法可以约束国家，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到了现代，更高的法是什么?答案就是宪法的理念。
